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多重文化意义下的探索与追求--《西游记》孙悟空形象新论

发布时间:2022-11-03 09:10:43作者:准提咒全文网
多重文化意义下的探索与追求--《西游记》孙悟空形象新论 多重文化意义下的探索与追求

--《西游记》孙悟空形象新论

曹炳建

在人类文化的历史进程中,人们有着太多的矛盾与无奈,当然也有着诸多的争论与探讨。《西游记》这部以神魔面目出现的长篇小说,同样体现了作者思想发展的轨迹。特别是其中孙悟空的形象,更包含了作者在社会与人生多重文化背景下的探索与追求。正是因为有这种多重文化意义的存在,才引发了人们对孙悟空形象认识和评价上的分歧与论争。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对孙悟空形象进行多层面、全方位的研究,即从文本的实际出发,既要联系作者所处时代的文化特质,亦要从民族文化的高度、人类普遍精神的高度等方面来全面认识这一形象,从而挖掘《西游记》的内在文学价值。



要正确把握孙悟空形象的深层意蕴,首先应该弄清作者塑造这个形象的本来意图。由于吴承恩《西游记》的祖本《西游记平话》已佚,我们很难确定《西游记》中哪些是前人的创造,哪些是吴承恩的手笔。但有一点可以肯定,这就是:在《西游记平话》中“孙吾空”取经功成,被授予的佛号是“大力王菩萨”,这在《朴通事谚解》的有关注文中有着明确记载;而在《西游记》中,吴承恩却将“大力王菩萨”改为“斗战胜佛”,──这是吴承恩对《西游记平话》最微小却又是最重大的改动,显然与他塑造这个形象的意图有关。实际上,吴承恩正是以“斗战胜”这个佛号,来概括孙悟空的形象实质,把孙悟空塑造成了封建时代的斗士形象。

作品的实际也正体现了作者的创作意图。作品中的孙悟空,处处闪耀着斗士的风采,表现着斗士的品德和才能。

首先,孙悟空敢于斗争,有着桀骜不驯的性格特征和一往无前的进取精神。在大闹天宫时,他不承认天之独尊,表现了对权威的最大不敬。在玉皇大帝面前,他也只是“唱个大喏”,答应一声“老孙便是”.他偷蟠桃,盗玉酒,窃仙丹,并假传圣旨愚弄赤脚大仙,把个堂堂天国闹得不亦乐乎。从八卦炉中逃出之后,他一条金箍棒“打得那九曜星闭门闭户,四天王无影无形”,并且公然声称:“皇帝轮流做,明年到我家。”这些都集中体现了他的斗士风采。

取经路上,孙悟空仍然保持着桀骜不驯的性格特征。不论是天界的权威、佛教的神灵,还是凶恶的妖魔,他都一概不放在眼里。像日值功曹、四海龙王、山神土地、天兵天将等,都被他呼来喝去。第三十三回中他为了骗取两个小妖的宝贝,竟然要玉皇大帝把天借给他装半个时辰,还威胁说:“若道半声不肯,即上灵霄殿动起刀兵!”观音菩萨是取经的实际组织者,但孙悟空竟敢嘲笑她“惫懒”,活该“一世无夫”.如来佛是西天最高统治神,孙悟空竟敢骂他是“妖精的外甥”.

当然,西天路上的孙悟空主要体现为对妖魔鬼怪的斗争。从东土到西天十万八千里,遇到的妖怪头子就有几十个,但他一条金箍棒打遍西天世界,令妖魔鬼怪闻风丧胆。并且他同妖怪的斗争,大多数都是主动进攻,只要一听说妖怪祸乱人间,就决不放过。收伏八戒之后,他就对引路的高才说:“以后但有妖精,多作成我几个,还有谢你处哩。”第六十七回驼罗庄主人请悟空捉妖,悟空当即向上唱个大喏道:“承照顾了。”八戒在一旁就这样说:“你看他惹祸!听见说拿妖怪,就是他外公也不这般亲热。”很能说明孙悟空斗争的主动性和积极性。

孙悟空不仅敢于斗争,而且善于斗争,斗则必胜,故为“斗战胜佛”.他经常变成蟭蟟虫、小苍蝇、花脚蚊子,钻到妖精洞里去弄清妖精的底细(如黄风怪);或者根据蛛丝马迹推断妖怪的来历,然后根据这些妖怪的特点,寻找相应的对策(如黄袍怪);或者变成妖怪的母亲、父亲、丈夫、妻子去欺骗妖怪(如三调芭蕉扇);或者赚来妖怪的法宝,反而置妖怪于死地(如计盗紫金铃)。他还善于运用钻到敌人肚子里去的战术来制服妖怪(如黄眉怪)。他机智灵活,随处设计,常常令妖怪防不胜防。

孙悟空还具有百折不挠的斗争意志和乐观精神。他视一切凶险为游戏,具有斗士举重若轻般的潇洒。大闹天宫他曾两次失败,却没有看到他乞哀告怜,也没有丝毫萎靡困顿之相。取经路上,他更是把降妖除怪当作玩耍的游戏。第十八回他就对高太公说:“因是借宿,顺便拿几个妖怪耍耍。”第三十二回他竟然夸口,要“发一张批文”,把妖怪“连夜解着飞跑”.在和妖怪的周旋中,他也曾三番几次遭灾受难,但又能于谈笑之中脱离困境。当然,有时遇到困难,他也曾流过眼泪,甚至痛哭过。但这一哭,却把孙悟空由神、由猴更拉向了人,同时也使人们更体味到取经的艰难。问题在于他哭过之后,不是从此意志消沉,而是以更大的努力和执着去继续斗争。

由此可见,作者的主观意图和作品的客观内容是统一的,大闹天宫和西天取经是统一的。孙悟空实际上是封建时代的斗士形象。



然而,“斗士”并不是孙悟空形象的全部特征。如果联系明代后期特殊的社会背景和思想文化氛围,这一形象的塑造及其与唐僧形象的对比,与宋明儒学“事德”与“事功”的思想论争有着密切关系,表达了作者对旧的人格理想的批判和对新的人格理想的追求。

《西游记》对旧的人格理想的批判,主要体现在唐僧形象的塑造上。拙文《“醇儒”人格的反思与批判--唐僧新论》对此已有论述[1].概括说来,唐僧是封建知识分子和虔诚佛教徒的复合体形象,其最主要的特点,就在于具有坚定的取经信念,但在取经的具体实践中,却表现为百无一能。一听说有妖怪,他就吓得战战兢兢,坐不稳马鞍。取经遇到了困难,他也是束手无策,毫无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。被妖怪捉住时,他除了乞哀告怜,就只会哭。因此,悟空送给他一个雅号--“脓包”.这种个性集中到一点,即表现为道德境界的崇高和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匮乏。唐僧的这种特点,和程朱理学“醇儒”式的人格理想有着重要关系。

一般说来,儒家都是重视德与义,而轻视功与利。但是从早期儒家的有关论述中不难看出,他们仅仅是轻视功利,但并不绝对地反对功利。董仲舒就认为:“天常以爱利为意。”(《王道统三》,《春秋繁露》卷十一)“天之生人也,使人生义与利,利以养其体,义以养其心。”(《身之养重于义》,《春秋繁露》卷九)他虽然十分强调“正其谊(义)不谋其利,明其道不计其功”(《董仲舒传》,《汉书》卷五十六),那是因为“忘义而恂利,去理而走邪,以贼其身而祸其家” (《身之养重于义》,《春秋繁露》卷九,)。这也就是说,如果没有义和道作为保障,利和功就会难于长久保持。可是待到程朱理学兴起,则把道与义强调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,把事德和事功完全对立起来。朱熹就曾片面曲解董仲舒的原意,把“正其谊不谋其利,明其道不计其功”作为白鹿洞书院的教规,倡导一种“醇儒”式的人格理想,要求人们“绌去义利双行、王霸并用之说,而从事于惩忿窒欲、迁善改过之事,粹然以醇儒之道自律”(《答陈同甫》四,《朱文公文集》卷三六)。其结果就使人们越来越趋向“内省”,而很少想到“外扩”.似乎人生下来,不是为了适应自然、认识自然、改造自然,而仅仅在于道德的自我完善。于是,历史上一切事功型的人才都成了他们贬斥的对象,精神的、道德的领袖即事德型的人,却成为他们崇拜的“圣人贤者”.他们平时只知“格物、致知、正心、诚意”,把一切有关国计民生的大事都看成“末务”,“治财赋者则目为聚敛,开阃扞边者则目为粗材,读书作文者则目为玩物丧志,留心政事者则目为俗吏”(黄宗羲《赠编修弁玉吴君墓志铭》,《南雷文定后集》卷三)。久而久之,道德修养的超前与实际才能的滞后就形成恶性循环,使人们逐渐丧失了对自然、对社会的抗争能力,由刚健自信走向了孱弱自卑,怯于反抗,怯于冒险。

明代后期,随着以王学左派为代表的启蒙思潮的兴起,人们对“不知职掌何事”(《王应熊传》,《明史》卷二五三),“问钱谷不知,问甲兵不知”(《杨嗣昌传》,《明史》卷二五二)的空谈无用的“醇儒”人格进行了深刻反思。王阳明就批评理学家们“文盛实衰,人出己见,新奇相高,以眩俗取誉,徒乱天下之聪明,涂天下之耳目,使天下靡然争务修饰文词,以求知于世,而不复知有敦本尚实,反朴还淳之行”(《传习录》上)。李贽则臭骂当时儒生“平居无事,只解打恭作揖,终日匡坐,如同泥塑,以为杂念不起,便是真实大圣大贤人矣”,“一旦有警,则面面相觑,绝无人色,甚至互相推委,以为能明哲。”(《因记往事》,《焚书》卷四)黄宗羲也批评理学家们平时高谈阔论,用以“钤束天下。一旦有大夫之忧,当报国之日,则蒙然张口,如坐云雾”(《赠编修弁玉吴君墓志铭》,《南雷文定后集》卷三),以至于“朝庙无一可倚之臣,天下无复办事之官”(李塨《与方灵皋书》,《恕谷后集》卷四)。到了国家危难之际,那些儒生竟至“愧无半策匡时难,惟余一死报君恩”(颜元《性理评》,《存学编》卷二)。这同唐僧明知“此去真是渺渺茫茫,吉凶难定”,但因“受王恩宠,不得不尽忠以报国”一样,虽然充满了崇高的献身精神和悲壮情怀,却很难让人肃然起敬,反而使人感到可悲与可叹。这是时代的悲剧,也是“醇儒”人格的悲剧。

对传统人格的反思与批判,必然导致对新的人格理想的追求。早在南宋,以陈亮、叶适为代表的浙东学派的思想家们,便针对着程朱理学重道德而轻事功的“醇儒”人格展开了激烈的论辩。陈亮就曾指出,“醇儒”们“相蒙相欺,以尽废天下之实,则亦终于百事不理”(《送吴允成运干序》,《龙川文集》卷一五),以“书生之智,知议论之当正,而不知事功为何物”(《戊申再上孝宗皇帝书》,《龙川文集》卷一)。叶适亦认为:“‘仁人正谊不谋利,明道不计功',此语初看极好,细看全疏阔。……后世儒者行仲舒之论,既无功利,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耳。”(《习学记言》卷二三)逮至明代,“事功”和“务实”思想更是屡见于著述。王廷相十分注意“行”的重要,认为“致物”与“履事”应该密切结合。王阳明针对程朱理学知行分离的弊端,强调“知行合一”,强调不能离开“簿书讼狱悬空去讲学”,“薄书讼狱之间,无非实学。若离了事物为学,却是着空”(《传习录》下)。吕坤对道学家们“舍官守而语玄虚,薄事功而课名理”(谈迁《国榷》卷六六)的现象十分不满,认为“事功”才是真学问。泰州学派的开创者王艮则提出了“百姓日用即道”(黄宗羲《明儒学案?泰州学案一》的著名命题,表现了对务实人格的倡导。

正是在“务实”思想的影响之下,作者把孙悟空塑造成了事功型的艺术典型。如果说唐僧仅仅是取经集团的精神领袖的话,那么,取经集团真正的主心骨却是孙悟空。且不说他一路上降妖除怪,甚至取经集团内部不少思想问题,包括唐僧的思乡畏难情绪、八戒的自私动摇,都是在悟空的帮助之下才得以克服。甚至于在对佛理的理解上,孙悟空也较唐僧高出一筹。唐僧虽然对《心经》“颠倒也念得来”,却不知道如何运用,每听说有妖怪,就吓得坐不稳马鞍,转而不得不承认悟空得到了《心经》的“真解”.然而孙悟空又绝对不是当时社会所谓的正人君子。这不仅在于他曾多次地斥责唐僧、愚弄八戒,更在于他在同妖魔鬼怪的斗争中,能抢就抢,能偷就偷,能骗就骗,坑蒙拐骗无所不用,而这些都是被正人君子所不齿的“卑鄙伎俩”.由此我们不难看出,孙悟空实际上是封建时代事功型的斗士形象。

特别是作品第三十六回,似乎是专为唐僧和悟空这两种人格的对比而设计的:师徒们来到宝林寺,唐僧担心悟空“言语粗疏,性刚气傲”,“冲撞了本处僧人”,便自己前去借宿。他奉着“人将礼乐为先”的儒家教条,低声下气向僧官求情,却被左右刁难,气得他“欲待要哭,又恐那寺里的老和尚笑他;但暗暗扯衣揩泪,忍气吞声,急走出去”.而悟空进寺,痛骂佛像,打破大门,打碎石狮,吓得僧官及寺中五百僧人,“齐齐整整,摆班出门迎接”.两相对比,充分表现了“醇儒”人格的迂腐无用,歌颂了富有抗争精神的事功型人格。



假若我们把孙悟空形象放到民族文化这个更为广阔的背景来观照,这个形象同时也体现了作者在对我们民族的劣根性之一──奴性人格的批判和反思之后,对富于抗争与进取精神的崭新人格的重塑。就这一点看,孙悟空又和沙僧形成了鲜明对比。

拙作《封建时代普通民众的人格写照--<西游记>沙僧形象新论》一文[2],曾将沙僧形象的特征概括为以下几点:一、自觉的“赎罪”意识。二、驯顺服从,明哲保身。三、任劳任怨,埋头苦干。四、秉性善良。五、世故但不圆滑。从这些特征不难看出,沙僧身上既体现了我们民族善良老实、埋头苦干、任劳任怨、默默奉献的优秀品质,又带有明显的奴性特征。沙僧的这种奴性特征,与其卷帘大将的身份有关。早在《新五代史》中,就已经出现“卷帘使”这个职官;《明史》中又有“卷帘将军”的称号。考其职责,不过是朝中专管卷帘、下帘的低级职位。沙僧虽然曾经自我夸耀说“南天门里我为尊,灵霄殿前吾称上”,“往来护驾我当先,出入随朝予在上”,但实际身份却相当低微,以至于虽然参加过蟠桃大会,却没有一般神仙吃蟠桃的份儿,只能在一旁为玉皇大帝执玻璃盏。可见,他的职责仅仅是“扶侍鸾舆”而已,是玉帝手下的侍臣,实际上就是奴仆。

沙僧身上所表现出来的奴性特征,当然是奴隶文化长期熏陶的结果,但也与封建时代的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有着重要关系。在中国封建社会,宗法制度、君主专制制度和儒家思想三位一体,相辅相成,构成了封建上层建筑最主要的内容。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之下,尊者、长者永远处于主导地位,卑者、幼者永远处于服从地位。孔子就认为,所谓“孝”,就是“无违”(《论语?为政》)。《礼记》中也多处讲到,孝、悌的本质内涵就是“顺”.宋人袁采《袁氏世范》卷上曰:“子之于父,弟之于兄,犹卒伍之于将帅,胥吏之于官曹,奴婢之于雇主,不可相视如朋辈,事事欲论曲直。”戴震也曾揭示这种现象:“尊者以理责卑,长者以理责幼,贵者以理责贱,虽失,谓之顺。卑者、幼者、贱者以理争之,虽得,谓之逆。” (《孟子字义疏证》卷上)由此升华,便不难得出“君叫臣死臣不能不死,父叫子亡子不能不亡”的极端口号,并成为人们遵循的道德准则。在这样的社会文化背景下,限制的是人们的竞争意识、抗争精神和敢为人先的思想,而训练的却正是勤勤恳恳、任劳任怨、忠诚驯顺、老实本分、以和为贵的奴性人格。在这种奴性哲学的重压下,人们的人格被扭曲了,事业型、竞争型的人竟如凤毛麟角,更多的人则是唯唯喏喏,忍让顺从。鲁迅曾将中国全部历史划分为“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”和“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”[3],林语堂曾把中国人的特征概括为圆熟、忍耐、冷淡、和平、知足等[4],都可谓是一针见血。

就是背负着如此沉重的包袱,国民在麻醉中生活,历史在蹒跚地前进。这不能不引起一切有识之士的沉思与探索,并力图冲破这历史的桎梏,去重塑一种全新的民族人格。孙悟空形象的塑造,正是这种沉思和探索的结果。

吴承恩本人虽然是一位终身科举而不能中第的穷书生,却有一身傲骨和面对黑暗现实无奈的愤激。他自称“平生不肯受人怜,喜笑悲歌气傲然”[5](页25),“吟啸临风,未许壮心灰”,“狗有三升糠分,马有三分龙性,况丈夫哉!”“虽贫杜甫还诗伯,纵老廉颇是将才” [5](页182)。但是,作为一名手无寸铁的书生,面对着“民灾翻出衣冠中,不为猿鹤为沙虫。坐观宋室用五鬼,不见虞廷诛四凶”的社会现实,也只能发出如此深沉而令人心悸的哀叹:“胸中磨损斩邪刀,欲起平之恨无力。”正是出于对自身一介书生回天无力的悲叹,于是,“救月有矢救日弓,世间岂谓无英雄”[5](页17),他不能不把全部的希望,寄托在他的巨着《西游记》上,不能不把自己的理想人格,通过孙悟空这位富有抗争与进取精神的斗士形象表现出来。

强烈的抗争与进取精神,正是孙悟空形象体现出来的最基本的也是最耀眼的特质。大闹天宫时,他凭着自己的一条金箍棒和整个天宫神权世界战斗,没有势单力薄的畏惧,没有失败的担心,集中体现了他的抗争精神;但是,他不满足于“不伏麒麟辖,不伏凤凰管,又不伏人间王位所拘束”的“自由自在”的生活而访师学道,他“官封弼马心何足,名注齐天意未宁”,同样也体现了进取精神。取经路上,他视一切凶险为游戏,以“夺天地造化之功”的取经事业为人生的奋斗目标,以“斗”为人生最大的乐趣,以斗士的潇洒直面惨淡的人生,集中体现了他的进取精神;但是,在神佛面前,他仍然保持着桀骜不驯的性格特征,傲视一切权威,调侃三界神祗,没有丝毫奴颜媚骨;他“只是不动手,动手就要赢”,听见一声拿妖怪,“比见了他外公还亲”,同样体现了他的抗争精神。在人们阅读《西游记》的过程中,不能不受到这种抗争与进取精神潜移默化的影响。当孙悟空那一个个凝聚着斗争精神、斗争智慧与斗争意志的故事在人民群众心中扎根之后,人们就不能不为其所感动,并进而效法之,于是,就可能形成一种新的民族精神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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