唐诗盛世前,有一阵的诗比今天还烂
一
今天的话题是诗歌。
公元584年,一个强大的皇帝即将统一中国。
这位皇帝有一个很酷的鲜卑族名字,叫做“普六茹那罗延”,意思是“金刚不坏”;他的汉名叫做杨坚,也就是后来的隋文帝。
中国已经分裂了三个世纪。可以想象,分裂了这么多年,想要重新统一,是很困难的。所以这一年杨坚很忙,他有很多大事要办:
在西北,他的军队正在进攻凶悍的吐谷浑;在北方,他的使者正在出使突厥。
在南方,一个叫陈朝的对手还在凭着长江天险,对着杨坚比中指。
在内部,杨坚刚刚搬到新的首都,可当地的渭水水太少,没法搞漕运,需要加紧修渠。
然而,在这么多紧急的军政大事里,杨坚却抽出时间,专门抓了一件看起来并不很紧急的事——文艺。
为什么呢?简而言之就是,因为当时的文学,比如诗歌,实在是:太烂了!
隋文帝专门下达了命令:过去的诗文,都是靡靡之音!朕看不惯已经很久了!从此刻起,朕要提倡一种新的文风,让那些浮华虚文都成为过去!
当时的文艺究竟糟糕到什么地步呢?说一句你就明白了:
偌大的中国,已经接近一百年没出过一个一流的诗人了。
二
往上追溯一个世纪,公元499年,一位名叫谢朓的大诗人死去了。
他卷入了一场政治阴谋,被人躲了猫猫,死在了号子里。但可能当时害死他的所有人都没意识到,他们所干掉的,也许将是6世纪中国唯一的一个一流诗人。
今天的很多读者可能都不知道谢朓的名字,也不知道“大江流日夜,客心悲未央”,或是“余霞散成绮,澄江静如练”。但只说一点你就知道他有多牛了,谢朓在后世有一个死忠粉,叫做李白。
李白实在太喜欢谢朓了,一辈子都在频繁地碎碎念:我登上了高楼,就想起了谢朓;风吹起来了,我想起了谢朓;看着那月色啊,我想起了谢朓……
在谢朓生前,诗歌的江湖大致可分为两大门派——山水派和宫廷派。谢朓是山水派掌门人、最后一根台柱子。
他死之后,山水派的武功日渐式微,宫廷诗派一统江湖,开始肆意妄为。
这一派武功的特色,用隋文帝的话说,就是“多淫丽”。
这么说似乎有点委屈人家,人家宫廷派也写乐府诗,也写风景诗,数量都不少,只不过都没写出太大的名堂来,唯独一种诗的创作高潮迭起——小黄诗。
例如宫廷派的一代高手——简文帝萧纲,就开创了这个门派里的一大支派“放荡门”。这不是我胡诌的,是萧纲自己说的:“立身先须谨重,文章且须放荡”。
这位大宗师的主要诗歌题材是两个——一是大姑娘;二是大姑娘的床上用品。
他的几首代表作的题目,翻译成现代汉语,就是《我那正在睡觉的老婆》《我那正在制作床上用品的老婆》,以及《我那长得像大姑娘一样的小白脸》。
有大宗师作出表率,派中的高手们也自然把放荡神功发扬光大。
这些诗人开口闭口自称“上客”,什么叫“上客”呢?你理解为“嫖客”就差不多了——“上客娇难逼”“上客莫虑掷黄金”,随时准备胡天胡帝。姑娘则动不动就“横陈”,“立望复横陈”“不见正横陈”,一不小心就被放倒了。
做丈夫的固然是流氓,“知君亦荡子”;当媳妇的也不简单,“贱妾自倡家”;他们约在一起做什么呢?“托意风流子”“密处也寻香”。这就是那个时候的诗。
在那些年里,南中国发生了无数大事:国家战乱频繁,权贵互相屠戮,人民流离失所。
但是这些内容,你在他们的诗里几乎看不到、读不到。如果只看这些诗,你会以为那时候中国人的生活天天歌舞升平、花好月圆。
三
南朝的诗坛那么惨,那北朝呢?
北朝是不是可以用它的苍凉、古直、雄浑,撑起诗的大厦?答案是:你想多了,北朝比南朝还惨。
惨到什么程度呢?后来唐朝还流传一个段子,说南朝第一才子庾信去北朝出使,人们问他北方文士水平如何。
庾信说:“也就勉强只有薛道衡、卢思道这俩人,略微能写上两笔。其余的货,都是四个字——驴鸣狗叫!”
话说这庾信也太直白了,一点不给北朝面子。
诗人凋零怎么办?北朝的人开动脑筋,终于想出了一个绝妙的办法,让后世的我每次读到,都禁不住举双手佩服:
既然我们不出产诗人,那么把南朝的诗人抓过来不就是了?
北朝人说干就干。于是乎,南朝三个最牛的诗人——庾信、王褒、徐陵,统统被抓了,一出使北朝就被扣住不放。大官给做,骏马给骑,充分进行情感留人、待遇留人,就是不让回家。
北朝给他们的待遇好到什么地步呢?
先看庾信。西魏给他的待遇,是开府仪同三司,做车骑大将军,就是当年刘备封给张飞做的官;后来又做骠骑大将军,就是刘备给马超做的官——“五虎上将”的官他一人干了俩。
再看王褒,北朝给他直封到太子少保,没错就是后来岳飞、于谦的那个头衔,两个最大的民族英雄享受的待遇。
俩人就此滞留在北朝多年。好不容易等到时局变化,南北两边关系和缓了,政策松动了,允许双方人员搞“三通”了。南朝那边打来申请:您以前扣留的我们的人,现在可以放回来了吧?
北朝爽快地答应了:放!都放!不过只有两个人例外——庾信和王褒不准回去。
北朝真是可爱,也真舍得下血本。
隋文帝对当时的文风不满意,还不仅仅是指诗歌。在那个年代,浮华的文风深入人们骨髓,大家写公文、搞音乐都是这个调调,就连写史书都是骈四俪六,花拳绣腿。
比如《后汉书》,当时的大家范晔写的,文笔好得当然没话说,但写人物传记时总忍不住要来点骈四俪六。
例如他写董卓,非要来点“残寇乘之,倒山倾海;昆冈之火,自兹而焚”;写马援,非要来个“夫利不在身,以之谋事则智;虑不私己,以之断义必厉”,空洞重复,比起当年《史记》《汉书》的爽利,总觉得有点多余。
四
这么一说,大家可能就理解为什么隋文帝不满意、要改革文风了。
一般来说,皇帝想推动重大改革,不但要开大会、发文件,还要树典型。
所谓典型,包括反面典型和正面典型。隋文帝需要杀鸡儆猴,他很快找到了那只鸡——泗州刺史司马幼之。
这位老兄颇有来历,是大名鼎鼎的司马懿的后代,少年时就曾在北齐当高级干部,后来又在隋朝当地方大员,也算是乱世中的一号人物。
然而这家伙却成了文风改革的倒霉蛋。
开皇四年九月,正是文风改革发动后的敏感时期。
司马幼之学习上级文件精神不到位,顶风作案,犯了一个严重错误——“文表华艳”,估计是写文件、写报告有点假大空,套话略多了些,被皇帝抓了反面典型,居然“付所司治罪”。
因为文件没写好,一个地方大干部就被治了罪,也真是够惨的。
抓了反面典型,皇帝又大力树立了一个正面典型——治书侍御史李谔。
对于皇帝的文风改革,这位李谔先生响应最积极、放炮最猛烈,很快就写出了多达一千字的长篇心得体会。
在这篇学习体会中,他顺着皇上的思路,强烈抨击浮华文风,而且指出坏风气的源头不是我们国家,而是境外——“江左齐梁,其弊弥甚”,坏文风不是我们国家特有的,而是全世界面临的普遍问题。我们国家是间接受到的污染。
李谔还表态说,坚决支持朝廷依法严惩司马幼之的决定,抓得好,抓得对,起到了教育警示作用。并积极声明:对这种类似的家伙,要“请勒诸司,普加搜访”,搞大走访、大排查,一旦发现,决不姑息。
隋文帝看了之后非常高兴,当即批示:这封信很好,印发全体干部学习讨论。
李谔蹿红,很多高层干部坐不住了,纷纷表态:我们也支持文风改革。
后来有一个地位特别高、影响特别大的人也加入了,他就是太子杨广,后来的隋炀帝。
杨广激烈抨击浮华的南朝文学,还以身作则,亲自写作一种雄壮的诗歌,比如:
“肃肃秋风起,
悠悠行万里;
万里何所行,
横漠筑长城。”
诗不是最一流的,仅论炼字对仗上的造诣,杨广似乎也还不如他长江对面的敌人,南陈后主陈叔宝。
但在他的秋风里,涌动着一种新的东西。
五
最后,这场由皇上亲自发动、广大干部积极参与的文学改革,搞成了吗?
对不起,没搞成。
它的结果差强人意,没有广大文人热烈响应,没有佳作如雨后春笋,没有群众奔走相告,没有出现伟大的文学盛世。
为什么没搞成呢?原因有很多,但一个最直接原因是——隋朝很快就垮掉了!
连王朝都垮掉了,还搞什么文学?
后来的那些年,皇帝被弑,天下大乱,反王蜂起,遍地都是程咬金、秦叔宝,拿着刀子斧子到处砍人。那个时代的主题不是文学,而是铁和血。
不过,这场文风改革尽管没成功,但是我希望大家记住公元584年。
它确实是文学史上极普通、极不出名的一年。它没有值得写入历史的文艺座谈会,也没有催生出第一流的伟大作品。
然而,中国历史上却极少有这样的时候:皇帝和太子,都成了提倡文学新风的战士。
上一次出现这样的事,还是三百五十多年前了,中国同样涌现出一对帝王父子,共同擎起了诗歌的天穹。他们就是伟大的曹氏父子,而那个了不起的时代,叫做建安。
相比之下,杨坚和杨广父子没有曹操父子的天分和才华,但他们却同样站在了一个伟大文学时代的开端,看到了变革的方向。
他们努力推动了那扇门,发出了呐喊。
这一年,距离后来的王勃出生只有66年,距离陈子昂出生只有77年。
新的诗歌的种子正在血色、动荡中孕育,伺机绽放,直到唐诗的盛世。
伟大的时代往往都是这样开启的:当门被推开的时候,常常是悄然无声的,人们都在沉睡。只有光照进来之后,人们才会被惊醒,发出赞叹的声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