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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十年来的慧能研究——对以大陆学术界为主的考察

发布时间:2022-10-23 09:09:21作者:准提咒全文网
五十年来的慧能研究——对以大陆学术界为主的考察 五十年来的慧能研究——对以大陆学术界为主的考察

  董群

  对于慧能的研究,有一类常常隐含在对禅宗的研究之中,这一类资料更是难以统计清楚。而在有明显标识的慧能研究作品中,研究内容包含两个方面,具体涉及的细节及不同观点如下:

  一、《坛经》经典研究

  1、《坛经》的整理。

  慧能研究的基本资料是《坛经》。大陆学术界对《坛经》的学术整理,在1962年7月编就,1965年12月由中华书局出版的《中国哲学史教学资料汇编》(隋唐部分)下册的《禅宗》一节中以《关于惠能的事迹和思想》为题,依宗宝本,摘录了一些材料,并加标点注释,是一个不完全的整理本。1982年,中华书局编辑出版《中国佛教典籍选刊》,郭朋以日本铃木贞太郎、公田连太郎校订的敦煌本《坛经》为底本,参照惠昕本、契嵩本、宗宝本,作成《坛经校释》一书,1983年9月初版,到1997年10月已是第6次印刷,总印数达32,00册。1980年,中华书局编辑出版《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遍》,其中第2卷第4册为禅宗卷。1983年6月第1版,收入了《坛经》的敦煌本和宗宝本,加以标点。杨曾文在1986初步完成对敦煌博物馆所藏《坛经》写本(敦博本)的研究,由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6月出版,名《敦煌新本六祖坛经》,在附录中也收入了日本大乘寺本《坛经》。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6月出版的《中国佛教丛书·禅宗编》第1册中,收入《坛经》五种即:敦煌本斯五四七五号(影印并抄录)、敦博本0七七号(影印)、曹溪原本(据嘉兴藏影印

)、日本兴圣寺藏宋本(影印)和宗宝本(据嘉兴藏影印)。1997年2月,周绍良在文物出版社出版《敦煌写本坛经原本》,“原本”之意,是为未经后人润色整理的,共收入五种,即:北京图书馆藏有字七九号卷子残页、北京图书馆藏冈字四八号卷子、伦敦大英图书馆藏斯五四七五号册子、敦煌博物馆藏0七七号册子及旅顺博物馆原藏已迷失册子首尾照片,全部影印,再依此录出“原本”,并加标点及简单的校记。教内外还出版了许多普及本及教内流通本。日本方面,以柳田圣山所编的《六祖坛经诸本集成》为著名,东京中文出版社1976年7月出版,共收入11种,即:敦煌本、兴圣寺本、金山天宁寺本、大乘寺本、高丽传本、明版南藏本、明版正统本、清代真朴重梓本、曹溪原本、流布本、金陵刻经处本,另外还收有西夏文断片、金泽文库本断片。英文文献方面,有学者专门研究了《坛经》的英译本,列出了1930年以来的11种版本的译本。

  2、《坛经》的成立及流变

  现存的《坛经》,有四个本子,即敦煌本、惠昕本、曹溪原本、宗宝本,以敦煌本(包括敦博本)最为接近古本,历史上流传的更多,反映出《坛经》本身的变化发展。胡适在1966年1月8日写成《<坛经>考之一》,指出《曹溪大师别传》和《坛经》之间的并列关系,契嵩三卷是将文字“鄙俚繁杂”的《坛经》的真正古本和《曹溪大师别传》的结合,而宗宝本则是在此基础上增改而成,明藏本以契嵩本为祖本。

  印顺认为,《坛经》主体部分是无相戒,这在慧能生前就应该成立了,慧能入灭后,其平日接引的机缘、临终前后情形,由弟子记录出来,附编于大梵寺说法后,也泛称《坛经》,完成了《坛经》的原型,现存的本子以敦煌最古,但不是原型。他对胡适、宇井伯寿、关口真大、柳田圣山的观点都加以分析,认为“《坛经》的各种本子,从大类上去分别,可统摄为四种本子:敦煌本、古本、惠昕本、至元本。”敦煌本为神会门下的修正本,古本则“一定是”将《曹溪大师别传》的传说,编入《坛经》而成,无疑是属于洪州门下的,成立的年代,要比敦煌本(780—800)、《别传》(781)、《宝林传》(801)迟些。惠昕本编定的时间,考定为宋乾德五年(967),政和六年(1116)再刊,传入日本,被称为“大乘寺本”,绍兴二十三年(1153)刊本传入日本,被称为“兴圣寺本”,两者在品目及本文上虽有多少修改,都是惠昕的编本。至元本,有两个相近的本子,即德异本和宗宝本,“组织上最为一致。”

  杜继文、魏道儒认为,《坛经》是经过多个禅宗宗派增删修订,逐步演化而成的,说它是集体产品,比推测它只有一个原本要全面。

  郭朋在其《坛经校释》的序言中,考察分析了胡适、印顺观点及一些日本学者特别是石井修道的观点,认为胡适用“明藏本”的提法尤为不妥,《曹溪大师别传》也不能和《坛经》并列,因为它不是《坛经》的一个本子。他对印顺的观点持赞同的态度,对石井修道的观点有具体介绍和评论,认为他列出的《坛经》流变图中涉及的14种《坛经》,最根本的不外乎敦煌本(法海本)、惠昕本、契嵩本和宗宝本,其余的都不过是这4种本子的翻刻和传抄而已。

  杨曾文在其《敦煌新本六祖坛经》中对《坛经》的流变有详尽的叙述,以《坛经》(不存)祖本为源头,衍生出敦煌原本(不存)和惠昕原本(所谓文繁古本,不存)。从敦煌原本衍生出敦煌本、敦博本、西夏文本三个本子;从惠昕原本衍生出惠昕本和契嵩本。日本的天宁寺本、大乘寺本、兴圣寺本等,均在惠昕本的传刻本上形成,契嵩本下,又衍生出曹溪原本、德异本和宗宝本,此三种本子又有各自的传刻本,明代以后的各种藏经本,包括日本的一些藏经本,都以宗宝本为基础。

  洪修平不同意杨曾文把敦煌本与惠昕本看作是《坛经》祖本后的两个并列系统的观点,主张两者“至少应该是交叉关系。”他所列的《坛经》诸本关系图表,以《坛经》原本(不存)为最早,衍生出“南方宗旨”本和文繁的古本(均不存),与此并列的是《曹溪大师别传》。敦煌本直接从南方宗旨本而来,惠昕本直接来自文繁的古本,并与敦煌本也有关系,契嵩本是文繁的古本和《曹溪大师别传》结合而成的,这和胡适的看法有相近之处。契嵩本衍生出德异本和曹溪原本,此两个本子又衍生出宗宝本,而宗宝本也与惠昕本有联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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