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金瓶梅》初刻本问世年代“万历末年说”
《金瓶梅》初刻本问世年代“万历末年说”
周钧韬
内容提要 《金瓶梅》初刻本问世年代问题,鲁迅认为是明万历庚戌(38年),此论影响甚大。台湾学者魏子云先生根据1933年修的《吴县志》考定,万历41年“马仲良时榷吴关”,《金瓶梅》还未付刻,从而否定了鲁说。但魏先生的证据并不过硬,还存在问题。法家学者雷威尔提出:“我怀疑1933年修的《吴县志》也可能有疏忽和错误,还需要重加核对。”为此作者作了进一步考证,查到清康熙12年(1673)的《浒墅关志》,确证魏说为是。作者的考证解决了魏先生考证中存在的问题。且作者考出的凊康熙12年(1673)的《浒墅关志》,离“马仲良时榷吴关”的万历41年,仅相距60年,而魏先生考出的民国(1933年)《吴县志》与万历41年(1613)相距320年。这就从根本上解决了法国学者雷威尔的疑问。从史料的价值来讲,凊康熙12年(1673)的《浒墅关志》比民国(1933年)《吴县志》的史料价值要高得多。这才可以说为推倒鲁说跨出了决定性的一歩。
作者又根据袁小修的《游居柿录》、李日华的《味水轩日记》、薛冈的《天爵堂笔余》、沈德符的《野获编》,考出《金瓶梅》初刻本问世在万历45年冬到万历47年之说,从而提出了《金瓶梅》初刻本问世年代“万历末年说”.
2008年,吴敢就此文对周钧韬提出公开谴责。周钧韬在《周钧韬金瓶梅研究文集。代跋》发表姜得男:《金瓶梅初刻本问世年代考证的争辩--评吴敢对周钧韬的公开谴责》一文于以答辩。周钧韬亦有论文:《重论金瓶梅初刻本问世年代“万历末年说”》,待发表。
《金瓶梅》问世后一直传抄了四十多年,到万历末年才有刻本问世。此中定有缘故。这在《金瓶梅》研究中,是个不小的问题。搞清楚这个问题,对搞清楚《金瓶梅》的创作宗旨与当时上层政治斗争的关系等问题具有一定的意义。但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还必须先搞清楚与此相关的另外一个问题:《金瓶梅》的初刻本到底问世于什么时间?
对这个问题,鲁迅早已有定论。但是他的结论是不妥的,必须进一步加以探讨。
鲁迅的《金瓶梅》“庚戌初刻本”说
鲁迅在1924年出版的《中国小说史略》(下册)中指出:
诸“世情书”中,《金瓶梅》最有名。初惟钞本流传,袁宏道见数卷……万历庚戌(1610),吴中始有刻本,计一百回,其五十三至五十七回原阙,刻时所补也(见《野获编》二十五)。鲁迅:《中国小说史略》第19编。新潮社1924年版。
在这里,鲁迅没有用“可能”、“大约”等推测之词,而是下了断语。在他看来,《金瓶梅》初刻在万历庚戌年(三十八年),地点是“吴中”.此说一出,遂成定论。沿用此说者不乏其人。郑振铎在1927年4月出版的《文学大纲》中说:“万历庚戌(1610)始有刻本,计一百回。其中五十三回至五十七回原阙,刻此所补。”郑振铎:《文学大纲》第3册第23章,商务印书馆1927年版。沈雁冰在同年6月发表的《中国文学内的性欲描写》一文中也说:“明代万历庚戌始有刻本”《中国文学研究》下卷,商务印书馆1927年版但他们都没有加以考证。
到了1932年,郑振铎在出版《插图本中国文学史》时,似乎对庚戌本说产生了怀疑。他说:
《金瓶梅》有好几种不同的版本。最早的一本,可能便是北方所刻的《金瓶梅词话》,沈德符所谓“吴中悬之国门”的一本。当冠有万历丁巳(四十五年)东吴弄珠客的序和袁石公(题作廿公)之跋的。郑振铎:《插图本中国文学史》第四册第60章,朴社出版部1932年版。
在这里,郑振铎肯定“词话本”为初刻本而否定了庚戌本之说。但这仍是推测,也没有考证。第二年(1933),在《谈〈金瓶梅词话〉》一文中,郑振铎又说:《金瓶梅词话》“当是今知的最早的一部《金瓶梅》。但沈德符所见‘吴中悬之国门’的一本,惜今已绝不可得见。”后又说:“沈氏所谓‘吴中’本,指的当便是弄珠客序的一本。”此文载《文学》创刊号(1933年)。我们暂且不管郑氏这一段话的混乱和矛盾之处。这段话的意思是说,“词话本”非《金瓶梅》的初刻本。为什么郑氏的看法会出现反复和矛盾,原因仍然在于他没有做考证工作。
吴晗在1934年发表了《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》一文,在“初刻本”问题上也失之于武断。他说:
万历丁巳本并不是《金瓶梅》第一次的刻本,在这刻本以前,已经有过几个苏州或杭州的刻本行世……万历三十七年袁中道从北京得到一个抄本,沈德符又向他借抄一本,不久苏州就有刻本,这刻本才是《金瓶梅》的第一个本子。此文载《文学季刊》创刊号(1934年)。
吴晗虽然没有沿用鲁迅的庚戌初刻本说,但他却提出在万历丁巳本前就已有几个刻本行世,其存在的问题与鲁迅的庚戌本说是一样的。
直到今天,在《金瓶梅》的研究界,鲁迅的庚戌初刻本说,仍有相当的影响。1978年出版的《中国小说史》仍持此说。1980年出版的朱星先生的《金瓶梅考证》,更对此说加以专门论述和发挥。他说:
鲁迅先生在《中国小说史略》中提出《金瓶梅》是万历庚戌年被刻于吴中。庚戌年是1610年,比现存最早的《金瓶梅词话》丁巳年(1617)刻本还早七年。而这部庚戌年本,日本也没有,大概早已亡佚了。我曾为此事去访问过孙楷第先生,据他说:“国内见到此书版本之多无过于我(这是事实),我只知最早的版本是万历丁已年本,未听说过有庚戌年本。鲁迅先生可能记错了。”我想鲁迅先生治学态度很谨严,决不会草率从事,一定有根据的。我于是遍查有关群书,但杳无踪迹。不得已又把沈德符《野获编》第二十五卷中《金瓶梅》一段,反复细读。这是研究《金瓶梅》最早而又最可靠的宝贵材料。最后,我悟出鲁迅先生原来是根据这一材料,虽未明说,但可推断而知《金瓶梅考证》第5-6页
其实,鲁迅在《中国小说史略》的那段文字后,就加了一个括号注:“见《野获编》二十五”.其根据清清楚楚,根本不需要朱星先生“遍查群书”,最后以“推断而知”.不过,朱星认为,“鲁迅先生治学态度很谨严,决不会草率从事,一定有根据的”,这倒说出了几十年来,不少学者盲目信从鲁迅的庚戌初刻本说,而不加仔细考证的重要原因。
那么,鲁迅的《金瓶梅》“庚戌初刻本”说是怎样提出来的呢?现将其根据:沈德符《野获编》卷二十五《金瓶梅》条抄录如下:
袁中郎《觞政》,以《金瓶梅》配《水浒传》为外典(按:袁氏原文:“传奇则《水浒传》、《金瓶梅》等为逸典”),予恨未得见。丙午遇中郎京邸,问曾有全帙否?曰:第睹数卷,甚奇快。今惟麻城刘延伯承禧家有全本,盖从其妻家徐文贞录得者。又三年,小修上公车,已携有其书。因与借抄挈归。吴友冯犹龙见之惊喜,怂恿书坊以重价购刻。马仲良时榷吴关,亦劝余应梓人之求,可以疗饥。余曰:此等书必遂有人板行,但一刻则家传户到,坏人心术。他日阎罗究诘始祸,何辞置对?吾岂以刀锥博泥犁哉!仲良大以为然,遂固箧之。未几时而吴中悬之国门矣。
丙午,是万历三十四年(1606);又三年,是万历三十七年(1609),或三十八年(1610)袁小修这次赴京会试,是万历三十八年。;未几时而“吴中悬之国门”,这个“未几时”当然可以推测为一年或更短。这样,《金瓶梅》的初刻本在“吴中悬之国门”则在万历三十八年庚戌(1610)。
鲁迅依据这段话作出《金瓶梅》初刻本问世于万历庚戌年的结论,似乎亦差不离。正如赵景深先生所说:“从丙午年算起,过了三年,应该是庚戌年,也就是万历三十八年。所以我认为,朱星同志推测鲁迅所说的庚戌版本是合情合理的。”赵景深:《评朱星同志金瓶梅三考》,载《上海师范大学学报》1980年第4期。但是,鲁迅在沈德符这段话中,忽略了“马仲良时榷吴关”这一句关键性的话。马仲良时榷吴关的“时”是什么时候?对此鲁迅没有加以考证,致使他的“庚戌初刻本”说判断有误。